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落地难,专家呼吁加强国家规制

小柚财经: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落地难,专家呼吁加强国家规制

技术发展日新月异,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,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近年来公众最关心的公共话题,相关立法、执法活动也在紧锣密鼓进行。

目前,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已二审;《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》正式实施,其明确了39类App收集必要信息的范围;近期,工信部会同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,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相关立法、监管政策的密集动态下,个人信息是否能得到应有的保护?国家、企业等各方应发挥什么作用?立法中还有哪些争议?5月22日,环球律师事务所主办的“聚焦数据保护新热点,共探数据治理新思路”论坛上,与会嘉宾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热点话题进行探讨。

不少专家表示,个人信息权是具有知情权、决定权的积极权利,但是以个人赋权为路径的个人自主保护,并不能有效地控制拥有强势权利和资源的数据处理者,必须落实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积极保障作用。

个人是否能掌握对个人信息的决定权?

要理解个人信息保护,必须要理解个人信息权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汉华看来,个人信息是新型权利,需要单行法保护。

周汉华认为,个人信息权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具有控制自己信息的积极权利面向。个人具有同意、知情、删除等权利,有权控制信息处理者、运营者如何使用自己的信息。

告知同意原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中的基础原则。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,一审稿草案中,“告知”出现了19次,“同意”出现了26次,二审稿草案15次提及“告知”,“同意”出现频率达30次。

不过,这项基础原则在实操场景中的有效性仍存在各种问题,甚至陷入困境。

告知同意在规则上的表达为知情权、决定权。现在打开任何一个App,一长串的隐私政策、规则设计等即为知情权反射的后果。“从另一个维度理解知情权,它建构出一套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合规规则,要求处理者把处理信息的范围、目的、运营、存储等规则告知用户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解释称。

决定权则是用户个人可以限制、拒绝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活动,是对信息处理者的控制权利。

但是分配给个人知情权、决定权就能实现个人对处理者行为的自主控制吗?

王锡锌持否定态度。他解释称,首先,平台权力是一种非对称的强势权力,具有控制性、主导性的特点,个人很难与之抗衡。其次,告知用户的隐私政策存在大量陷阱,由于隐私政策的专业性、复杂性,信息处理者内部可以循环解释。再者,决定权在实践中必定会打折。尽管个人有权拒绝信息处理者处理信息,但在很多场景中,比如银行转账时、需要叫车服务时,个人对服务具有即时性需求,但对隐私等政策评价具有滞后性,时间差也降低了决定权的自主性。

“这些困境表明,仅仅赋予个人知情权、决定权,很难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。”王锡锌称。

国家应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秩序

既然通过给个人知情权、决定权等赋权的路径很难达到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,那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?

周汉华与王锡锌都提到了国家的保障作用。“个人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援,个人信息保护法就是国家支援个人的规则分配。”王锡锌称,“个人信息保护在个人赋权和国家规制双轮驱动下可以做得更好。”

周汉华曾梳理过个人信息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例,基本都是原告败诉。即便原告胜诉,对方通常是赔礼道歉,或者赔付很少的金额。这也使得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时,很难诉诸法律。他认为,必须要有执法机制来保护个人信息,比如香港就设立了私隐专员公署。

王锡锌表示,国家需要建立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则标准,从而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秩序。一旦违反了这一秩序,则要受罚;如果既违反了秩序,又侵害了别人的人身权、财产权,还要承担民事责任等。“就像是交通规则中红绿灯的设置,闯了红灯要扣分、罚钱,如果闯红灯还发生了事故等,则要进行民事赔偿甚至担负刑事责任。”

同时,国家设立的这一套规制标准,对企业来说也应该是合规的最低限度标准。王锡锌指出,企业达到合规的底线,不仅可以符合国家设定的要求,另一方面,也能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。“信息化时代,合规也是重要的竞争策略,企业通过合规进行竞争,其实是新思路的转换。”

“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由近亲属行使”存争议

最新的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将死者个人信息保护纳入,成为二审稿的亮点之一。

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明确,死者的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、隐私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,其配偶、子女、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;死者没有配偶、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,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。

作为对民法典的衔接,草案二审稿规定:自然人死亡的,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由其近亲属行使。

会议上,不少专家对此条款表示了担忧。

周汉华认为,民法典中对死者隐私权益的保护是消极保护,即受到侵害后获得救济权利;个人信息权则是积极面向的权利,对信息有控制权,如果让继承人行使这样一个控制权,是需要警惕的。

王锡锌也表示,个人对个人信息具有控制权,如果在民法上把这个权利继承,需要思考将带来的后果。“任何人把自己放置到那个场景当中,可能想到的就是在人生最后时刻自己删掉自己的个人信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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